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今年5月曾經為民營企業提供過這樣一組數字：

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全民所有制經濟佔51.4%，集體所有制經濟佔35%，個體、私營經濟（包括合資、外資）不到14%。

2017年，中國的個體、民營經濟對稅收貢獻了50%以上，對城鄉就業的貢獻率達80%。實際上，早在2011年，中國官方統計的數據就顯示，民營經濟總量佔GDP比重已經超過一半。

鄧小平南巡，對中國的民營企業的確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1988年，物價上漲導致搶購風潮，中國民間"反官倒、反腐敗"的呼聲成為1989年六四民運的主要起因。六四之後中國經濟所處的困境、在國際間的孤立，以及對資本主義自由化思潮的打壓，也體現在經濟領域對個體和民營經濟的防範和限制。

1990年2月，黨報《人民日報》刊登時任中宣部長王忍之的文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成為「姓資姓社」爭辯的開端。文章提出了極為敏感的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有沒有經濟上的根源？有沒有一種經濟上的力量支持他們？

在政治矛頭對凖中國民營經濟的氛圍下，國家政策向國企傾斜，政府收回了很多原本向民營企業開放的領域，民營經濟遭遇嚴重打壓，很多民營企業因此破產。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有介紹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的文章。文章寫道，1989年之後，社會上對個體、私營經濟批評的言辭十分激烈。

「在這些『左』的輿論和高壓之下，包括溫州在內的全國個體、私營企業主們人心惶惶，有的忙著轉移財產，有的關門停業，有的卷款逃難。」

而董輔礽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對1989年的個體、民營企業狀況有詳細的記載：全國個體戶減少到1234萬戶，從業人員減少到1943萬人，分別比1988年下降15%和15.7%。私營企業則減少了50%。

私營企業驟減的局面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才有所改善。2004年，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還被寫入中國憲法，然而民營企業一直以來所受的歧視從來沒有消除。

1962年，中國和印度在爭議邊境全線爆發戰爭。中國軍隊開戰後閃電擊潰印軍、向前迅速推進，導致印度全國恐慌。但在開戰一個月後，中國單方面宣佈停火，立刻撤軍，並宣佈為了表現誠意，甚至從戰爭開始以前的實際控制線麥克馬洪線繼續後撤20公里，與印軍脫離接觸。

英國報社記者馬克斯韋爾在《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中寫道，這與其說讓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不如說是讓全世界都目瞪口呆。或許，他的言下之意是很多人對中國與印度的對比有了顛覆性認識。

1962年戰爭後，印度下大力氣投資國防建設，此後60到70年代每年軍費增長GDP佔比超過3%，從蘇聯和美國西方購置最先進的武器。

印度雖然半個世紀以來經濟保持增長，但在工業、經濟和科技領域上個世紀被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亞洲四小龍分別在諸多項目上超越。中國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也開始全面超越印度。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上世紀後半頁，大多有威權政治體制特色的東亞和東南亞經濟體在二戰後發展速度超過了南亞號稱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印度國內治理問題嚴重，曾經一度的亞洲經濟老大的地位逐漸喪失。

在過去幾十年裏，印度雖然也實行計劃生育，但其人口從1962年的約4.7億增長到今天的約接近14億，估計數年內將超越中國。

印度在2019年的GDP超過了英國和法國，正式成為全球第5大經濟體。印度總理莫迪同年表示，要在2030年前將印度發展為世界第3大經濟體。

目前，印度服務業已經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同時印度希望能夠將人口轉化為經濟紅利，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但能否達到後一個目標，一些經濟學者存有疑問，主要理由是印度仍有高達25%的文盲率，國內經濟存有多種問題等等。

2020年的新冠疫情讓印度經濟遭受重大衝擊。目前，印度官方的新冠病毒確診人數已經達到百萬級別，並仍在迅速增加，死亡超過2.5萬人，世界排名第3，僅次於美國和巴西。

一些觀察印度問題的專家指出，印度約20%的赤貧人口本來就缺醫少藥，官方的數字遠遠沒有反映出真實的疫情嚴重程度。新冠疫情對印度經濟的真正影響難以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