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基本信息】 云南大學， 社會學， 2013， 碩士

【摘要】

 我國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打工潮為東中部地區大中城市的工業化、城市化輸送了大量的農民工勞動力,舉家而行的外出選擇也日趨成為農民工流動的普遍方式。家庭的流動改變了農村家庭的居住環境、.生計模式、親緣關系和人際交往,而作為農村家庭傳統支配的核心父權制也在流動的過程中經歷著變遷。

 然而,家庭制度的變遷并非如家庭現代化理論的假設,呈現出單一的傳統解構的過程,而是傳統與現代雜糅,父權在此過程中也不斷地延續和重構。流動家庭相比較固定于某地域的傳統家庭而言,境遇的特殊性又使得其下父權的變遷更具多樣性。

 本文以書寫婦女個人的流動歷程、在其生命歷程的時間流中觀察父權延續和重構的不同脈絡為出發,探尋是什么樣的因素與動力,使得父權呈現出如此的變遷。在分別對兩個婦女正在經歷的生活方式——傳統維系較強的同鄉居與核心夫妻獨立居——的梳理中發現,流動家庭在城市的居住習慣、生計方式、親緣關系的維護、人際交往,以及家庭中夫妻雙方的親密感情、勞動分工、事件決策、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內容等多重因素的組合,所形成的這兩種不同生活方式與家庭中的父權的支配形態有著很大的關系,這樣的不同支配也決定了其下女性在流動大潮中所擁有的不同生活、愿望與痛苦。

 而在這其中,流動所帶來的父權變化的特殊性以及迂回延續的父權支配的新內涵是什么,女性個體化、自主性是否就帶來幸福和穩定的家庭生活,女性個人在生活中的經驗與態度是否就與所謂的女性賦權相適應,都是本文最后討論的相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