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大陸明年仍可保持7%的經濟增長率。不過，大陸經濟若要穩定增長，拯救中小企業的呼聲就不能太高，市場出清是解決中國經濟結構改革和轉型的重要原則。

他也從國家戰略角度分析，中共中央今天搞香港是為了明天的上海，政府大力支持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是為了資本項下持續開放，十年後，上海必然超越香港。以下為訪談紀要：

問：社會融資總量為何比廣義貨幣（M2）重要？

答：很多專家非常關注M2，我不關心，M2在制度轉軌中間，有時不是很能體現經濟發展實貌。而且，大陸的貨幣供應量20%都是存款準備金，銀行擺在央行無法貸放出去。

貨幣供應量是銀行的負債方，經濟相關活動是銀行的資產方，資產方包括貸款與債券，我們要告訴社會，應該看銀行的資產方。

從現在的數據來看，社會融資總量，年與年、月與月、季與季之間，非常不穩定。社會融資總量有貸款、表外業務、股票、債券，也有保險公司理賠款等等，分屬銀監會、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等不同單位管轄，矛盾就在這裡。

所以要告訴國務院，明年要更關注社會融資總量，國務院可以授權人民銀行，協調幾個部門，當股票、債券發少了，貸款就要多放一點，股債發多了，貸款就要少。而社會融資總量的目標，中央政府心中是有數的。

問：大陸的貨幣供給額不算少，利率為何降不下來？

答：一般來說，貨幣供應多，利率（價格）就跌，但現在貨幣供應是多的，利率卻跌不下來，原因就在殭屍企業不死掉，還占用資金。

市場必須要出清，但我還是沒看到市場有在出清。現在社會輿論界在救小微企業、救中小企業，呼聲太高，出清的過程太低。

若按市場原則，有的企業救不了，要麼破產，要麼重組，應該防止這些殭屍企業繼續占用社會有限資源。

問：國務院曾提出上海2020年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怎麼看上海、香港這兩個金融中心的關係？

答：我曾經告訴香港，今天大力支持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是為了明天的上海。同時我告訴香港，妳要做好準備，十年以後，上海必然超過妳。

十年是什麼概念？大陸的資本項下放開，全球人民幣交易中心，存款、貸款、股票、清算等等，必然在上海，怎麼會是在香港呢。

就像紐約和倫敦，美元的本幣市場必然是在美國，離岸市場、衍生性市場、財務市場可能會在倫敦。

我一再提醒香港，要利用中央政府現在給妳的機會，趕緊做好戰略轉型，狠很地跟珠三角緊密結合在一塊，不是想金融，而是想科研、想創新、想實體經濟，這樣才有機會繼續保有優勢。

問：大陸房地產有泡沫破裂壓力，如何因應？

答：大陸的經濟速度正在下來，製造業全面產能過剩，基礎設施投資空間很大，但是這一切，長期以來是地方政府在幹的，地方政府現在有地方融資平台的問題，基礎設施投資不能像過去那樣子高成長，房地產投資於是成為關鍵，房地產一垮，整個經濟會降得更快。

中國應該確立以消費品為主導的發展方向，買房是為了住房。應學習德國，保護房客利益而非房東的利益。

年輕人買房、新婚夫婦買房等的剛性需求，不應納入調控。

問：怎麼看互聯網金融帶來的監理挑戰？

答：玩金融要按金融的規則辦事，如果有衝突，互聯網只能服從監管制度。互聯網金融是大概念，可分成四種業態。一種是金融機構用互聯網來做業務，例如互聯網銀行，仍按金融監理的規矩在做。第二種是第三方支付型態的公司。

他，要培育諾貝爾獎得主

夏斌，是大陸經濟領域的一道奇特風景。長期在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等政府部門工作，卻總能用簡單生動的詞彙跟市場與老百姓溝通，63歲的他，隨著年紀增長，人生志向慢慢轉變，「現在想做點死了以後能留下來的事情」。

夏斌說，他正在成立「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想籌措一筆錢，獎勵一批博士生，讓中華子女在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持續創新，十年以後，能夠去得諾貝爾獎。

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出現不少西方經濟學無法解釋的矛盾，給下一代鑽研的契機；另外，歷史經驗也顯示，大國興衰更替的時刻，往往是孕育思想家的最好時候。

夏斌說，英國衰落美國崛起，產生一大批經濟學家，美國這一百年在慢慢的往下走，中華民族在慢慢往上崛起，必然是思想更替的時候，如果能成立基金會、推動一把，肯定有所貢獻。

「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初期籌資目標人民幣1,000萬元（約新台幣5,000萬元），研究計畫如果獲得基金會的學術委員會通過，就可以得到獎勵。「讓真正有本事的人，安下心來，喝茶品茶研究，不要為了生計在外面忙這忙那」。

夏斌的老家在上海，長大後在北京唸書、工作，個性豪氣、才思敏捷，渾身北方人性格，岳母是山東人，老婆是半個山東人，他算是半個山東女婿。

中國早在三國時代，就是三個山東女婿（曹操、劉備、孫權）在打天下，到了當代，歷任國家主席毛澤東、習近平，也都是山東女婿。

夏斌這位半個山東女婿，不靠刀槍，沒有權勢，但有遠見，一點不輸上述山東女婿。在純理論與宏觀研究的投入下，憑藉努力與育才，要替中華民族在世界經濟學舞台，開創輝煌。

央視昨天在第16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訪問厲以寧指出，中國經濟新常態下，要適應中高速的經濟增長速度，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的速度、大膽創新。

對企業來說，要適應現代企業制度，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應該改製成混合所有制；對政府而言，宏觀調控政策也應該適應新常態。厲以寧表示，政府應重視預調、微調，不要養成宏觀調控依賴症，否則以後甚麼事情就非宏觀調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