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今後亞投行的所有會員所能分享的權利依其出資比例，再取決於各自GDP規模的大小，十分公平。但實際上，作為倡議國的中國卻會獨享一個別人沒有的好處，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卯力干擾、一心搞破壞的原因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化。

以下是個人觀點分析

全球兩百多個國家，各有各的貨幣，能成為國際貨幣的寥寥可數，目前嚴格地說只有一種，就是美元。美元作為一種主要的國際貨幣對美國的巨大好處，就是美國享受了幾乎是獨占性的印鈔機，可以肆無忌憚地通過印刷紙鈔來占盡天下人的便宜，這也是美國成為全球霸權最重要的基礎。美國對於也想搞國際貨幣者，或有意想挑戰美元霸權者從不手軟。1985年對付日本，2003年對付伊拉克海珊，1999年之後對付歐元，莫不如此。

為免長期受美元霸凌，中國當然也要嘗試將人民幣國際化，這個工程始自2005年的匯改。任何一種貨幣要能成為一種國際「金融商品」，首先是要放寬對價格和數量的管制，匯改即屬前者，讓人民幣匯率根據市場供需逐步放寬上下浮動區間。中國政府當時的心態是比較保守謹慎的，不求快，不訂時間表，二、三十年也無妨。

2008年9月15日爆發的世紀金融海嘯改變了這一切。中國猛然意識到華爾街資本主義之脆弱與不道德，也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巨大外匯資產在美元霸權下的耗損與無奈，因而下了加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決心。自此而後，貨幣互換協議、人民幣境外中心、人民幣清算中心都快馬加鞭進行。與此同時，隨著中國GDP、貿易額、外匯儲備紛紛邁向全球第一，以及人民幣匯率穩定持續地升值，也為人民幣作為一種貿易貨幣在國際間的接受度創造了有利條件。

理論上，接受度包含三個層次的概念，即接受作為一種貿易（結算）貨幣、接受作為一種投（融）資貨幣、及接受作為一種儲備貨幣。亞投行的成立與運作，將為人民幣作為一種投融資貨幣提供一個良好環境。在中國大陸貿易長期順差、不利於人民幣走出去的形勢下，亞投行的成立無異為人民幣的走出去向前跨出了一大步。走得出去還要走得回來，以及，最終被大家接受作為一種儲備貨幣，都需要另一個條件，即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這應該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後一哩路了。

這最後一哩路，涉及到三個關卡。第一也是最關鍵的一個，就是資本項目開放後如何防範熱錢的衝擊。

國際貨幣基金（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David Lipton）5月26日表示，過去一年人民幣大幅實際有效的升值，已讓人民幣匯率達到不再被低估的水準。他並稱，中國官方的改革目標，應該在未來2到3年內讓人民幣實現浮動匯率。

IMF在今年5月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今年中國外部順差仍略強於中期經濟基本面和理想政策環境所對應的水準，認為人民幣在過去一年實際有效匯率大幅升值，使當前的人民幣幣值不再被低估。根據先前國際清算銀行（BIS）資料，至今年3月止的5年期間，人民幣實質有效匯率已升值33％。

靈活的匯率機制對中國發展金融大國有其必要性。並認為官方應僅在非正常市場條件，或過度波動的情況下才進行干預。在這一方面，利普頓認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目標，應當是在未來2至3年讓人民幣基本上實現浮動匯率。IMF對中國希望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表示歡迎。並稱人民幣加入SDR不是「是否」的問題，而是「何時」加入的問題。

對於中國經濟前景分析

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達6.8％，與中國政府7％的增長目標基本吻合，也與IMF之前判斷的6.5％到7％之間的增速相符。他表示，中國勞動力市場依然會保持穩定，從而為家庭消費提供了支撐，並預計今年全年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將在1.5％左右。

不過利普頓亦強調，當前中國經濟脆弱性進一步上升。如果經濟增速下滑至6.5％以下，則官方應進一步放寬財政政策。2016年中國經濟放緩已成定局，2016年GDP可能放緩至6％到6.5％。

無論對人民幣國際化而言，或對市場經濟優化資源配置而言，都應該開放長期資本流動，但在開放同時，如何又能防堵短期投資熱錢的進出，相信都已在中國金融當局深入研究之中。

作出了決定及做好了政策準備後，第二個關鍵就是修改法例，據了解，均已列入國務院及人大的議程規劃。修法例操之在我，第三個關鍵則取決於人了，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有關。目前IMF的「特別提款權」（SDR）籃子裡納入了美元、英鎊、歐元、日圓四種貨幣，等於間接認可這四種貨幣具有國際貨幣的身分，中國一直期待IMF能接納人民幣是裝進SDR貨幣籃子的第五種貨幣，迄今尚未實現。能做為SDR的籃中貨幣者，通常被要求是主要的商品和服務出口國，且該貨幣可「自由使用」，及在國際交易支付中被廣泛使用。換言之，這些又都跟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有關。IMF關於SDR貨幣籃子的評審每五年一次，眼前這一次，是今年的11月，如果臨門一腳，成功了，人民幣國際化也就功德圓滿了。2005到2015可謂十年磨劍，這一劍將是中國在全球化佈局與重新崛起之關鍵。

在改革方面，存款利率完全放開的條件已經成熟，這將推動利率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同時還應打破在金融體系中普遍存在的隱性擔保網路。當前中國的國企改革過於緩慢，應該進一步提高利潤上繳比例、提高公司治理水準，以及對國企破產和退出的設定更大容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