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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常態”的核心特征
by 趙永祥 2014-05-28 17:41:42, 回應(0), 人氣(853)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常態”的核心特征


如何把握未來10年的中國經濟大趨勢?

習近平總書記近期調研時強調:“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我們把這一提法稱之為“習近平常態”(Pinormal)。

“習近平常態”的核心特征:

一是增長速度的新常態,即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

二是結構調整的新常態,即從結構失衡到優化再平衡;

三是宏觀政策的新常態,即保持政策定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從總量寬鬆、粗放刺激轉向總量穩定、結構優化。

經濟增速的新常態:內外紅利衰退,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

過去10年的高速增長主要來自人口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驅動,但目前來看,內外兩大紅利正在加速衰退,甚至變為拖累。

首先,供給端的人口紅利正在被老齡化取代。從2011年開始,中國的人口結構已經迎來拐點,勞動力人口比例開始下降,老齡人口佔比加速上升。未來10年,隨著計劃生育的沖擊加速顯現,人口紅利將加速衰退。這不僅會拉低儲蓄率,推高勞動力成本,導致潛在增速下行,而且作為主要動力來源的房地產引擎也會逐漸失速。當然,在人口素質提高以及單獨兩孩等政策調整的對沖下,中國經濟也不太可能出現斷崖式下滑。

其次,需求端的全球化紅利將被全球再平衡取代,外需和外資將從漲潮到退潮。21世紀最初幾年是全球化的黃金時代,外需膨脹,外資湧入,雙順差成為中國經濟奇跡的核心引擎。但金融危機之後,這種趨勢已經逐步逆轉。

貿易渠道下,再平衡加速。2008年的銀行業危機之後私人部門去槓桿,2009年的主權債務危機之後公共部門也開始去槓桿,去槓桿的直接後果是發達國家的儲蓄-投資負缺口和經常賬戶逆差不斷收窄。

資本渠道下,退潮已拉開序幕。2014年QE逐步退出,2015年美聯儲大概率加息,全球流動性拐點到來。中國雖然有資本管制和外匯儲備的防火牆,但未來從“資產本幣化、負債美元化”向“資產美元化、負債本幣化”的轉變足以終結外資的單邊流入和人民幣的單邊升值。

從國際經驗來看,高增長之後的“換擋”也是必然趨勢。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二戰後連續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長的經濟體只有13個,排除博茨瓦納、馬耳他、阿曼這樣的小國,剩余10個經濟體都從第三個10年開始減速,第四個10年能保持7%以上增速的只有台灣,其余經濟體基本都掉到了4%以下。而中國目前已進入高增長的第四個10年。





結構調整的新常態:從結構失衡到優化再平衡

過去10年是結構失衡的10年,未來10年,必須通過優化結構創造再平衡的新常態。

首先是產業結構的新常態:
從工業大國向服務業強國

2013年,GDP中的服務業佔比第一次超過了工業。從客觀上看,隨著收入和資本存量的增長,中國正在從投資和出口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經濟過渡。從歷史經驗看,這必將明顯提升對服務業的需求,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從主觀上看,問題倒逼之下,中央將加大力度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工業部門的產能過剩與服務業部門的供給不足並存是核心矛盾。為此,中央一方面將“以傷筋動骨的決心和代價堅定化解產能過剩。對產能過剩,決不能不作為、把問題往後拖。”另一方面,加速開放以民營醫院、民營銀行為代表的服務業部門,擴大供給。



其次是質量結構的新常態:
從“吹泡沫”到“擠水分”,實現有效益、有質量的增長

一是投資擠水分,加快產能過剩領域的去產能。二是消費擠水分。“八項規定”掀起的反腐浪潮狠狠打擊了三公消費,舖張浪費、無益於人民福祉的消費“水分”被擠出。三是出口擠水分。從外管局20號文開始,虛假貿易的水分被大幅擠出。

第三是區域結構的新常態:
從各自為戰到協同發展,打造一弓雙箭格局

鄧小平時代設立沿海經濟特區;江澤民時代推動浦東新區和西部大開發;胡錦濤時代重點建設濱海新區。但過去區域之間基本是各自為戰,粗放發展。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之下,新一屆領導的區域發展思路已經轉變,核心是打破過去的“一畝三分地”思維,頂層設計、結構優化、協同發展。在區域一體化的基礎上,從點到面,逐步實現“一弓雙箭”的戰略布局。“一弓”指貫穿東部一線的東北老工業振興基地、京津冀經濟圈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雙箭”指橫貫中西部地區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長江經濟帶。

第四是金融結構的新常態:
打破金融壟斷,讓利實體經濟

從機構角度看,金融混業趨勢逐步形成。銀行業壟斷的局面即將打破,証券業牌照管制逐步放開,民營資本等各類符合條件的市場主體均可出資設立証券經營機構,券商、基金等可以交叉持牌。從融資方式看,直接融資佔社會融資的比重將顯著提高。銀行、信托等金融機構的高速增長時代結束,証券、私募等行業進入快速發展期。從利潤上看,金融業的黃金時代將逐步終結,讓利實體經濟、推動轉型升級。2013年金融類上市公司利潤佔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重超過55%,但上市企業數量佔比不足2%。未來必須加快利率市場化、機構改革、業務創新為實體經濟讓利。

第五是市場結構的新常態:資本市場將呈現深度分化,表現在主板和創業板市場分化、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板塊分化、估值分化、交易分化

宏觀經濟窄幅波動,以傳統產業為主的主板市場難有明顯的投資機會,藍籌股逐步失去彈性。以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為代表的創業板,以及具有成長潛力的新三板公司,有望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領軍者。未來,伴隨創業板首發、再融資以及新三板轉板制度的陸續推出,資本市場各層次的功能更加明晰化,創業板、新三板、場外市場等服務於中小創新型企業的作用更加強化,債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凸顯,期貨、大宗商品、衍生品等市場的金融創新將加快。


宏觀政策的新常態:前期政策消化期,從西醫療法到中醫療法

過去10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處於上行通道,經濟下行基本是周期性波動,決策者更傾向於從需求端入手,通過“大投資”、“寬貨幣”實現總量寬鬆、粗放刺激,彌合產出缺口。這種思路類似於西醫療法,一生病就要吃止疼藥、打抗生素,對疼痛的容忍度低。從積極的一面講,西醫對症下藥、藥勁猛,在治理危機時見效速度快。但是,從消極的一面講,這種療法治標不治本,而且是藥三分毒,長期使用西醫政策必然會產生不利的副作用,甚至造成嚴重的後遺症。

從歷史上看,凱恩斯主張的幹預政策雖然帶領各國迅速擺脫戰後蕭條,但卻間接導致了滯脹困境,裡根和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雖然成功克服了滯脹,但卻為之後的全球金融危機埋下了種子,同樣道理,中國的四萬億雖然保住了經濟增速,但卻導致了今天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債務風險。

未來10年政府將採取一種全新的中醫療法

面對病痛,不再是簡單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休養生息、增強身體的免疫機能,憑借自身力量克服病痛,消除病根。也就是說,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政府不再寄望於通過“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抬高經濟增速,而是如習近平所說:“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堅定不移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寧可主動將增長速度降下來一些,也要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長遠發展問題。”

財政政策方面,新常態是從挖坑放水到開渠引水,從建設型財政到服務型財政

城鎮化投資需求巨大,僅靠財政遠遠不夠,而且可能加劇效率低下、權力尋租、政府債務等風險。未來隨著政府加快簡政放權、轉變職能,財政也必須從“挖坑放水”式的建設型財政向“開渠引水”式的服務型財政過渡。“開渠”總體思路是“開正門,堵歪門”。“開正門”,適度擴大地方政府舉債權限,引導地方政府以市場化原則發行地方債,同時搭建平台和渠道,引入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公共建設和服務。“堵歪門”,加強對銀行同業業務和影子銀行監管。“引水”即引導財政資金和社會資本的投資重點從經濟建設向服務民生轉移。中央財政預算中與民生關系最為密切的社保、醫療、教育三項佔比已從2010年的15.3%大幅攀升至2014年的19.1%。但和發達國家近50%的水平相比,未來仍有很大提升空間。此外,棚戶區改造、保障房建設等惠民生支出也將繼續提升。



貨幣政策方面,新常態是從寬鬆貨幣到穩健貨幣,從總量寬鬆到結構優化

所謂穩健,即“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既不放鬆也不收緊銀根”。貨幣政策不能大幅寬鬆,當前經濟減速屬於結構性下行,並非鬆銀根可以解決,而且總量寬鬆時,資金大概率流向房地產和產能過剩行業等資金黑洞;貨幣政策也不宜過度收緊,因為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傳統行業存在下行壓力,但新的經濟增長點尚不成熟,貨幣政策必須維持適度,避免經濟出現“硬著陸”,同時通過定向寬鬆,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更多地將信貸資源配置到“三農”、小微企業、現代服務業相關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實現“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目標。

政策思路的轉變帶來政策工具的變化。2012年三季度以來,央行基本放棄了直接的總準備金率和存款利率調控,取而代之的是精細化的正、逆回購操作。央行通過頻繁公開市場操作,對貨幣政策進行預調微調。尤其是自2013年年初推出常備借貸便利(SLF)和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以來,貨幣政策通過不同期限的搭配使用,通過正、逆回購和SLF、SLO等多種公開市場操作工具調控流動性的手段癒發精細和嫻熟。



供給管理方面,新常態是從淺水區改革到深水區改革

如前所述,中國目前的經濟減速不是簡單的周期性現象,自然不能單純依靠逆周期的需求管理,更重要的是打破供給端的瓶頸,尋找新的增長動力。增長動力哪裡來?習總書記上任之初就給出了明確的答復:“只能從改革中來”。2012年12月7日,距離十八屆政治局常委亮相不到21天,習近平第一次離京調研選擇了重走小平路,宣示對攻堅深水區改革的信心。時隔一年之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習近平親自出任組長。

改革的核心是從制度層面打破未來十年經濟增長的供給瓶頸,對沖潛在增速的下行壓力。首先是改革基本經濟制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包括國資國企改革(理順國企與出資人以及國企內部的關系,提高國企運行效率)、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關系,降低企業稅收負擔)、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簡政放權、強化市場)和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從貿易開放到投資開放,從制造業開放到服務業開放,探索負面清單管理)四大關鍵領域。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戶籍制度,改善勞動力供給,包括放開“單獨兩孩”,逐級放寬戶籍限制等。第三是改革金融體系,改善資本供給,包括理順價格(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健全市場(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新國九條)和深化開放(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等。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鄉管理體制,改善土地供給,重點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推進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


華爾街日報,2014/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