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新興經濟體債務到期最集中的年度，近 2 萬億美元債券和貸款將到期，并且非銀行部門的外幣債務占 GDP 比重已高達 14%，僅略低于 1999年的歷史高點 17%。其中，美元債務上升到 3.7 萬億美元。隨著美元繼續升值、融資成本上升以及投資者風險偏好回落，那些大量借入外幣的國家的資產負債表會進一步承壓，還債及再融資壓力上升。而全球貿易持續放緩則會進一步減少新興經濟體外匯收入，擴大經常帳戶赤字，并進一步增加高外債企業的再融資難度，本幣貶值、債務負擔及資本外流的壓力可能持續上升，導致惡性循環。

特朗普減稅等財政刺激政策雖已實施，但其效果到 2020 年將逐漸消退，伴隨著美國減稅紅利消退、貨幣政策不斷緊縮，美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面臨較大挑戰，全球經濟復蘇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也會影響金融市場參與者信心，引發美股乃至全球資本市場的波動。

對于中國而言，發達經濟體收緊流動性，需要特別關注的是資本流動趨勢。目前中國的資本流動整體比較平穩，2019年的資本流動會保持平穩態勢。

Written by Dr. Chao Yuang Shiang (趙永祥博士)

Faculty, Dep. of Finance, Nan Hua university

(南華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財務管理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11- July- 2019

回應(1)

(1 樓, 趙永祥

, 2019-07-11 06:39:02)

2018年全球銀行業發展環境出現了一些較明顯的結構性變化，制約了銀行業務和收入的增長;一些風險因素增多，更是對銀行資本和利潤規模產生了減損效應。

2018年以來，美聯儲維持升息態勢，聯邦基金目標利率至今已升至2.25%，較年初上升了0.75個百分點，美聯儲持續加息為全球貨幣政策奠定了主基調。受美聯儲加息影響，部分發達經濟體相繼加息，政策利率逐步向長期中性水平靠攏。比如英格蘭銀行將政策利率由0.5%升至0.75%，加拿大央行將政策利率由1%升至1.75%。實施量化寬松和負利率政策的歐元區和日本也正積極考慮退出寬松政策并邁開利率正常化的步伐。

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呈分化態勢。為應對美聯儲加息造成本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壓力，部分新興經濟體跟隨采取加息政策，如為應對里拉危機，土耳其將政策利率由7.25%升至22.5%，印度尼西亞將基準利率由4.25%調整至6%，印度和馬來西亞也分別上調政策利率。也有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為應對國內經濟增速下滑的壓力，采取了降息政策，如巴西央行將基準利率由2015年的14.25%降至目前的6.5%;俄羅斯從11%降至目前的7.5%;中國央行保持穩健中性政策立場，利率中樞穩中趨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