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四支槓桿相因相成，雖將以二○一六大選為總結，但也可能穿越二○二○年。就當前趨勢看，國民黨很難贏得二○一六總統大選，但朱立倫至少必須使國民黨在此次大選中出現煞車甩尾的情勢；也就是說，不能聽任國民黨繼續在二○一六如自由落體般墜落，縱使敗選，也須透過大選為國民黨在論述及戰略上重建一個能夠指向二○二○年的制高點。

朱立倫二○一六年的戰略目標應是：民進黨可能贏了選舉，卻輸在路線；國民黨即應力爭，雖可能輸了選舉，但必須贏在路線。

先論國是會議。朱立倫雖表示願意參與，但不可能只是扮演蔡英文的道具。因此，國民黨對於主辦單位的組成（如馬政府在此會中的角色如何、政黨的對等地位如何），及與會人員之多元及平衡，還有議題設定的高度及深廣度等，皆應爭取到國民黨的話語權。尤其關於國家認同、修憲方案、全球化、能源政策、兩岸關係、九二共識及ＥＣＦＡ後續工程等長期嚴重困擾台灣的議題，國民黨皆不可任其錯失，務必促使大會成為建立共識的平台。

蔡英文似想將國是會議做為她競選總統的政治嫁妝，九合一大勝後，已見她對議題有選擇性並冷處理。但朱立倫必須堅持此會為一個真正深廣辯論的場域，國民黨須成為議題的發動機，要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決戰心志。倘若蔡英文有所迴避閃躲，國民黨即應強勢回應，並延伸為二○一六大選的議題。

修憲儼已箭在弦上。蔡英文對修憲似有保留，但國民黨不能錯失藉國是會議進行憲政大辯論的機會，對於憲政的三大主題，國家認同、兩岸關係及政府體制，均不應有所遺漏。因為，若不徹底談清楚這些問題，憲政改革即根本不可能完成，因而亦不容蔡英文對這些問題再閃避。至於實際的修憲方案，二○一六大選或許只將十八歲投票權及恢復立院的閣揆任命同意權兩案付諸公民複決；但待二○一六選後，國民黨應主張在新民意上繼續深化修憲方案，以交付二○一八縣市長選舉時公民複決為目標。屆時，修憲方案若以「恢復立院的閣揆任命同意權」為基準，則國民黨若操持了二○一六後的修憲動能，即使輸掉總統大選，也不致話語權盡失。

朱習會是四支槓桿中最具關鍵效應的一支。由於國民黨可能輸掉二○一六大選，而北京也未必樂見此結果；因此，朱立倫應設法在朱習會上爭取到「延續九二共識∕超越九二共識」的兩岸關係新基準。此一新基準應在營造「分治而不分裂」的新思維，一方面可做為國民黨在二○一六年的先驅性主張，另一方面也可使民進黨更感受到轉型的壓力。朱立倫應設法在朱習會中，努力發揮引導北京思維昇華及協助民進黨轉型的功能；而朱習會的成果，在兩岸關係上應以呼應並超越國是會議的政治成就為目標。

再回頭談二○一六總統大選。如前所述，國民黨即使可能輸掉大選，但不可任其一敗塗地，而必須在論述及戰略上透過四支槓桿，建立「雖可能輸掉選舉，但必須贏在路線」的制高點。朱立倫若抱持破釜沉舟的決志，即更有在國是會議、修憲及朱習會中擺脫現實羈絆的操作空間，並將目標指向二○二○年。在這樣的思考下，朱立倫應否當仁不讓親自參選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即有再作考慮的空間；因為，二○一六如果國民黨由其他人參選而打不出一場至少能止滑甩尾的選戰，恐怕就再也站不起來了。

對台灣而言，二○一六年是危機中存有轉機。如前所述，台灣經歷了二○一六年的震盪後，必須在國家認同、修憲方案、能源政策、全球化及九二共識、兩岸關係、ＥＣＦＡ架構等國政綱領上真正建立起共識。民進黨若重返執政，已不能閃躲，否則就可能「贏了選舉∕輸了路線」；國民黨則縱使輸掉了選舉，亦無須退縮，而更應對「若輸了選舉，也要贏得路線」有所堅持。

兵法曰：「甚陷則不懼，不得已則鬥。」朱立倫若能正確操持這四支槓桿，或許可改善二○一六的國民黨選情；即使輸掉了選舉，但若能促成整個台灣回到正確的路線與軌道，那也將是國民黨對台灣的貢獻，亦可能是國民黨再起的資產。